“16岁，我从扬州走上革命道路 ”93岁老战士深情回忆“江文团”
1937年，中共扬州地下党组织发动一批立志报国的热血青年，组建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，他们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，激励民众斗志。昨天，原“江文团”成员、从扬州走上革命道路的93岁抗战老战士陈德钧接受本记者采访，深情讲述那血与火的峥嵘岁月。老人此次是特意来扬州参加纪念哥哥陈素（陈德铭）诞辰100周年大会的。
曾就读扬州中学
在哥哥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
“1937年，我16岁，在私立扬州中学读高一，我舅舅是私立扬州中学的校长，我哥哥陈素（原名陈德铭，“江文团”领导人之一）1937年春天从日本回到扬州，在私立扬州中学做历史教员。在他的指引下，我参加了读书会、歌咏队，刻印、张贴抗日宣传品等活动。”今年93岁的陈德钧老人告诉记者。
1937年9月，扬州文化界人士在郭沫若、夏衍、钱俊瑞的支持下，发起成立了“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”。这是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的群众救亡团体，是当时扬州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力量，掀起了扬州城乡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。
“当年，我家在扬州东关街谢家巷13号，与江上青、朱自清故居近在咫尺。江上青、江树峰、朱迈先、李寿安、莫璞、庄寿慈、陈达祚等人经常来我家，是家中的座上客，也时有外地来客。他们常常是白天议论天下大事，晚上彻夜长谈或笔耕达旦。”在哥哥的指引下，陈德钧也参与进来，帮助做一些联络、交通、通风报信及《抗敌周刊》的校对、缮写、刻印等工作。
《抗敌周刊》于1937年8月创刊。开始是油印，后来通过宣缔之（时任冯玉祥秘书）请冯玉祥题写刊名后改为铅印。周刊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，还曾登载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，不少读者从中受到教育启示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。
背着父母“离家出走”
到安徽六安参加了“江文团”
1937年11月，沪宁沿线城市相继沦陷。关键时刻，地下党员陈素、朱迈先和卞璟、江上青、赵敏、莫璞等人商量，为了保存积蓄革命骨干，团结进步青年，坚持救亡工作并早日实现赴革命圣地延安学习的愿望，及时组织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（简称“江文团”）。
“江文团”11月22日从扬州出发，当时有陈素、江上青、卞璟、莫璞、江树峰、黄福祥、王石城、朱迈先、张萍、李公然、张跃堂、张构堂、谢景鸿、陈瑾贞、李銮生、许可、王正华、俞凤樵等共18人，第二天到仪征。加上事先约好的赵敏、钱俊、杨汉3人，人数增至21人。团员们离别亲人，踏上了宣传抗日救亡的征程。
“我当时没有随团出发的原因是父母不愿意我走哥哥一样的路，要我随表哥回桐城枞阳老家避难，留一条根。父母之命难违，我与哥哥商定，先回老家暂住。到枞阳老家一周后，我就逃了出来，到桐城参加了安徽省学生战时训练总队。快要结束时，我接到哥哥的信，他们到了六安，我就连夜赶到六安参加了“江文团”，当时正值1938年春节前后。”陈德钧回忆，六安当时是安徽的政治中心，“江文团”在六安的活动影响很大，受到各界的欢迎与拥戴，对推动六安及皖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“1938年8月份，我接到上级电令，要我团在麻城待命，指令陈素、卞璟去武汉接受新任务。大家听说这次政治部改组，团体可能要分散，许多同志想遂初衷，希望获允到延安抗大学习。李公然、我、王正华等还亲自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，结果只同意王正华一人去延安学习。”随后，经过研究和上级同意，决定“江文团”尽量少分散，除个别人被分到115师和170师外，多数被分配到131师和138师。“我哥哥分到了131师，我被分到138师。浠水一别，成为兄弟永诀。”
接到哥哥牺牲噩耗
建议让“江文团”团歌传唱下去
陈素当时被安排在131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政工队长，8月下旬赶赴英山师部防地，投入保卫大武汉的战斗。部队奉命阻击由黄梅进犯广济的敌人，两次战役，敌寇伤亡惨重，而我军四个团剩下一个团左右，可见战斗之激烈。
陈素在前线安排担架队护送伤员到后方医院的战斗中指挥若定，在撤退途中身患疟疾本可与其他病员先随团乘轮船前往武汉，但他执意不肯，坚持要同师部大队同行。夜行到沙湾时，与马夫失去联系，坐骑失足落水，发生意外不幸牺牲。
“我哥哥牺牲的消息是江树峰用部队快函寄给我的。我当时很悲痛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党组织及时帮助我、激励我继承我哥哥的遗志。我及时向党支部申请入党并获得批准。”陈德钧入党不久，组织上就送他到鄂豫皖省委党训班学习、培养。
“‘江文团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，是我成长的摇篮。”陈德钧回忆当年的战斗历程，怀念革命先烈与死难战友时情绪激动，数次热泪盈眶。他表示，“江文团”是扬州人民的骄傲，将永远活在扬州人民的心中。
“我建议为‘江文团’的革命业绩、革命烈士、死难战友竖碑立传，让‘江文团’团歌一代代传唱下去，用革命精神激励青年一代把我们今天的工作做得更好。”陈德钧饱含深情地说。
